“风水”能够流传千古，不被淘汰，远在《诗经·大雅·公刘》即有“相其阴阳，观其流泉“以决定营建居所地址的叙述《书经·周书·昭诰》亦记载“惟太保先周上相宅“过程。《商书·盘庚》从上古“卜葬之习”，而立都或寻找住处的占地、卜居风俗。自汉起盛行的“阴阳五行”之说，遂成“堪舆”一词，而有“堪舆家”。

何谓“堪舆”？即许慎所说的“堪，天道也，舆，地道”，三国张晏指的“天地总名”。《易经》的“仰观天文、俯察地理，相互呼应“，仍未见完整。而於堪舆，乃出自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所著的《淮南子》，其中的天文训提及“堪舆徐行，雄以音知雌”的本义，应当是古代历法上语言的占时，择日观念与方术的延长，至后来又引进了地理形相，遂成“风水”之说。主要指地形与环境相关因素。其源於晋代郭璞《古本葬经》“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，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”而来。 “风水之法”以“得水为上”、“藏风次之， “浅深得乘”，“风水自成” 而组成风水这一名词，但却非指自然界的“风“和“水“，而是“凡无形而致者皆曰风“，水的概念则寓有 “地形高低“等涵义。且主张“吉地不可无水“，於《水龙经》“然水有大小，有远近，有深浅，不可贸然见水便为吉，当审其形势，察其性情而定“即说，不是把房子盖在河堤旁，还是靠山，就是合乎选地的法则，并非等量其观。

而风水，原是堪舆死者墓地，后又加入阳宅，并涵盖星象、峦头、易卦、奇门等范畴。说明东方文化的生命力，但於风水，仅是中华文明的一环，其中古文、汉语、诗词、歌赋、琴棋、书画的精辟学问，不是早已淹没，便是走向微弱，於现代华人社会像只有风水和饮食两样独大，盖因烹调能为人满足食欲，风水带来生活美好，是故，只有这两样学问能发扬光大，於“风水”、“饮食”独领华夏传统文化之风骚。

作为源自中国的另种地理文化，风水艺术并不乏科学理论，选址法则，仍适用於今日的“大小建筑风水“。堪舆中的地理、土质、水相与气流综合判断所得，作为参考。即使於装潢方面，就住宅的温度、采光、通风、设施、管理，具能与“老中国“传下的风水相互呼应，甚至该列入古为今用的典范，以致风水的地位日渐提高，自九流中走向学术殿堂。只不过为有心人敛财，喜欢把风水与迷信挂钩，主张沿用符瑞、器物、摆设、祭祀、开光，达到趋吉避凶的个人主观。

然而，企图改运者，似乎忘了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的因果道理，却妄想以风水为己改运者众，立宅、营墓，买卖、婚嫁，以致动一椽、一瓦出行无不占方向，时间，汲汲以趋吉避凶为事，不明‘心宽，则百事具吉‘，古人于为善者，命曰‘吉人‘，此人通体是‘吉‘，世间凶神恶煞，何处敢犯於他“的《五种遗规·王朗川言行汇篡·风水》劝世之说。更在王充《论衡·辩崇》曾批判“凡人在世，不能不作事，作事之后，不能不有吉凶，凡吉则指以为前时择日之福，见凶则刺，以为往者触忌之祸”，像这样偏信风水，只有得不偿失。

是以，食公子认为，风水需顾及地形、地点予人的方便，且还得兼具合理规划，面积适用的密集以及适中的居家环境。其二，还得考虑居住者的舒适程度，便于衣食住行，其三理当关注安全问题，避免能造成天灾人祸的地形，由此引申危及的问题。但发展商是否认真看待过，落实风水规则的贯彻，而非利用报纸刊载，某某风水大师已证实为风水佳地的草率。“盖因葬师之书，人人异同，此以为吉，彼以为凶，争论纷纷，无时可决”，像这样各有各派利说的弊端，犹如暮鼓晨钟，又怎能择堪舆善者而从之，则其不善者而改之，从而以宏观全面的视野，正视建筑位置的决定，而利惠公众。“人因宅而立，宅因人而存”的《黄帝宅经》揭示，各人有各人的命格，而不是贯彻始终的以偏概全。

然而，类似老祖宗公刘选址的艺术，不是为人忽略，便是於人的财力、地貌的限制而力有未逮，无法与基本现代工程遥相配合。虽然於这众所周知的风水因素，即便知其利弊，能别其吉凶，仍难做到取舍定之标准，像类似组屋面积的局限，排屋或排楼统一方向，若是住在楼宇最底层，犹如百上加斤的横梁压顶又或靠近垃圾槽旁终日与老鼠、蟑螂为伍，臭气熏天，引致头晕、呕心。於顶楼如置身风头浪尖，修车行位于街市构成噪音，制衣厂建於河流引发污染的公害，家私店立於住宅区造成尘土飞扬，破坏环境，类似种种，具是居所无可适从的生活，且为大多人所体会，即使知道，亦难兼容并蓄的风水理论，而於堪舆艺术的落实。